当朱墙在暮色中泛起金红，青铜器皿的斑驳绿锈在月光下发出荧光时，故宫又度过了新的一天。近日，作家祝勇的《国宝》——一部以故宫文物为经纬编织的小说，与读者正式见面了。该小说以60万字的篇幅，讲述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作者以考古学家般的精准笔触，在虚构的叙事中展现文物保护人的使命，让逐渐远去的历史和陈列于展馆的器物再次有了温度。
虚构与非虚构交织
在创作小说《国宝》之前，祝勇曾创作过《故宫文物南迁》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影响了《国宝》这部小说的基调，让它呈现出非虚构与虚构交织的特征。在历史档案与纪录片式的文学语言中，祝勇打捞出无数叙事的原型——文物保护者庄尚严，成为《国宝》中虚构人物那文松的灵感来源；1933年文物出宫清点时的月光，凝结成《国宝》中梅遇影记忆中的丈夫踏出四合院门槛时的半步迟疑。这种非虚构与虚构的纠缠，构成《国宝》最本真的创作方法论，历史真实的直线与文学想象的曲线在此交错共融。
作为深耕故宫文化研究的学者，祝勇的创作独具特色。如果说《故宫文物南迁》，是以文献织就1933至1958年间文物迁徙的轨迹，那么《国宝》则如X光机，穿透历史表层，显影出文物保护者的人性光谱。这种从“物证”到“心证”的跨越，是纪实类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必经之路。
《国宝》主人公那文松，虽然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但小说赋予了他更为丰满的命运——从世家子弟到文物押运者，从生活和美到山河沦陷不得不背井离乡。小说中的“石鼓运输”“晒画防潮”等细节，则均以真实档案为据。例如，石鼓每只重逾一吨，运输时需以棉胎减震；四川阴雨连绵，故宫人趁晴天晒画等情节，皆源自南迁亲历者口述。但祝勇并未止步于纪实，而是将技术性操作升华为精神的隐喻——石鼓沉重，象征文明的重量；晒画的阳光，成为绝境中的希望之光。
小说还塑造了故宫院长易东篱、马横岭两代学人的形象。易东篱深知南迁的必要性，却不得不在舆论压力与政治博弈中艰难斡旋；马横岭的坚忍则体现在，他以学者之身直面硝烟，将文物安危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二人的命运对比，揭示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困境：既要守护文明火种，又须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平衡。
值得一书的是，《国宝》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尤为亮眼。那文松之妻梅遇影，以描绘九九消寒图作为日常仪式，来寄托乱世中的情怀；护士沈芷伊在战地医院照顾伤员，完成了爱的守护。这些女性以柔韧之力，成为文明传承的隐性支柱。
作者让故宫人、随行家属、官兵士卒以及普通百姓作为主角，在国宝清单与家书往还的缝隙里，凿刻出历史褶皱中鲜活的生命温度。当文物从展柜中走进生活里，当专家从研究室走向南迁的路，当代人与传统文化对话方式被重新结构。
文物是“沉默的主角”
以家族命运折射时代巨变，是小说常见的叙事策略。《国宝》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文物南迁的“物之迁徙”与家族离散的“人之流徙”并置，形成双重叙事脉络。
《国宝》将器物纳入叙事核心，使文物成为“沉默的主角”。器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成为推动情节者、隐喻承载者。小说采用“以家映国”的叙事策略，并非简单的场景搬演，而是通过器物与人物的互文，展现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鲜活历史。
笔者以为，小说最为特别之处，在于将器物的“物性”升华为叙事的“根”与“魂”。那贯穿全书的先秦石鼓，既是南迁途中的物理负重，更是守护者群体的精神图腾。石鼓上的古老文字，在月光下幻化为万里河山；石体的裂痕，暗示着一个民族的伤痕。在小说的乐山晒画情节中，那文松和丁彤云展开画卷时，被画中景象震撼——山体和密林墨色凝重，气势雄浑，连白天的光线都显得黯淡；画中人物渺小，看似只是大山的陪衬，但实际上，画家正是借此凸显行旅者的意志。那文松感慨，面对强大的困难，人没有退缩，而他们驮着古物东奔西走，恰似画中的溪山行旅，无论路途多么艰辛，这些故宫人都不会动摇守护文物的决心。
“物性”升华为“神性”，也发生在小说的另一个情节中。当那文松父子乘坐的载着古物的木船在激流中失控，向着乐山大佛疾冲之际，断裂的缆绳竟如神谕般牵引木船安然搁浅。这个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事件，让物与人关系倒置——不只是守藏者在护卫文明火种，青铜鼎彝、书画长卷，亦化作护佑生命的灵符。
一次新的写作尝试
祝勇的散文以考据精微、文采斐然著称。转型小说创作后，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散文的抒情性转化为小说的叙事性。《国宝》的解决之道，是“以细节驱动故事”。例如，那文松截肢的中指，既是肉体创伤的符号，也隐喻文人“失笔”的精神危机，而他在医院目睹伤兵惨状后的顿悟，则将个人痛苦升华为与民族的共情。这种笔法，既保留了散文的诗意，又赋予小说历史的纵深。
小说还实现了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在《国宝》文本中，大量嵌入了艺术评论、书画鉴定、文物修复等专业知识。如开篇主人公还是流浪汉时，通过辨别画的真伪，既展示了赵孟頫书画的技艺精髓，又暗伏文物流转的线索。
在笔者看来，《国宝》既非传统意义的家国小说，也非戏说历史的纯粹想象，而是以故宫学者的翔实笔触进行的文学深潜。《国宝》将非虚构写作中的田野调查方法，转化为小说中的器物考据、运输清单、档案摘录，既增强了历史真实感，又形成了对传统小说文体的有益重构。
当刘心武赞叹这部作品“淬炼出一段关于民族记忆的壮阔史诗”，梁晓声定义其为“填补空白之作”，邱华栋感慨其“波澜壮阔又气壮山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集体承诺。那些穿越战火的文物，如青草在每年春日刺破层冰，以倔强的绿意诉说着文明的不朽。
（作者：秦雪莹，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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