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南京博物馆的“朝天宫事件”并没有伴随着其馆长的停职检查而平息，反而引发了持续的、更深层面的讨论与争议。
批评之声主要针对的是博物馆能否将场地、场馆出借于商家特别是与文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的商业活动。一位老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愤懑地表示：“朝天宫是什么地方？是太学！是明清最高学府！大成殿供奉的乃孔圣先师！万世师表！地产商在如此庄重之地搞商业秀，有辱斯文！”南京博物馆的上级主管单位，南京市文广新局发布的通稿中也称：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与文物保护不相关的商业推介活动，在业界、媒体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些网友对文物部门提出了质疑。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南京博物馆表示同情，认为文物安全未受损害，错在工作失误，需向公众道歉，大众应予一定的宽容。更有人从我国博物馆事业特别是中小博物馆的生存困境和服务瓶颈等问题进行讨论。
的确，近些年来，伴随着我国文化复兴战略的实施，大量中小型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些地方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热衷搞文化事业，盲目求多求快，拆了不少古民居建设所谓陈列馆、博物馆。这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大多在建设之初就没有一个良性的长效机制予以运营和管理，出现了不少隶属关系混乱、入不敷出、馆舍和文物因为长期无人照管而损坏甚至丢失的情况。根据某报记者的调查，在南京老城南地区，分布着众多小型陈列馆和文保单位，走在寻常巷陌之间不时就能发现一两家博物馆。这些小博物馆严重缺乏专业人员，罕有观众，乌龙潭的曹雪芹纪念馆甚至长期关门歇业。一些小博物馆入不敷出，保安人员调侃说：“一个月的门票费都不够付我的工资。”
一方面门可罗雀、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又要维持所谓“庄重之地”的姿态，这些中小博物馆的窘状不难想象。盲目地走向市场，与商业联姻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消极等靠甚至用行政命令进行限制和处罚也于事无补。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是观念上的转变。商业活动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天敌。需要的只是合适的内容和方式，以及严格的监督管理。适当的商业活动，不但可以使商家借助文化品牌获得预期利益，更能促进博物馆自身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提升。至于是否与文博行业相关，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物和博物馆衍生品的思维上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泛文化的信息化读图时代，文博元素与当代生活方式有着非常丰富的融合模式与途径。如电影《达芬奇密码》的取景地就是著名的卢浮宫，毫无疑问，这类小说或者电影的成功对卢浮宫的宣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的私人旅游团还专门设计了“《达芬奇密码》卢浮宫游”项目。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举动可谓更加大胆、突破“禁忌”。每年，大都会博物馆都要为某时装展举办慈善晚宴，一张门票超过2万美元，收入全部用于博物馆运营。这还不包括平时对外承担的各类展览、赛事的收入。刚刚过去的2016年时尚艺术盛典的主题是聚焦科技给服装带来的变化。不但时装秀本身好像与“文博”无关，而赞助商正是大名鼎鼎但似乎与博物馆没有任何关系的苹果公司。但这些活动非但没有损害大都会博物馆在业内的赫赫声誉，反而更彰显了其紧跟时代、大气多元的文化艺术姿态。
让我们回到“朝天宫事件”。南京博物馆出借场地给商业活动显然没有错，不论活动是否直接与文博有关，错的是对商家的选择有失慎重。博物馆方面坚称没有从这次活动中收取费用，其实即便收取了费用也没有过错，不但该收，而且必须收，商业活动就要遵循商业规则，毕竟这不是一次公益活动。舆论之所以反应比较强烈，除了“大众应予一定的宽容”需要时间之外，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地方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历史遗迹和文物被破坏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多数都与某些房地产商有直接关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姚远在微信朋友圈中便对“朝天宫事件”中的泰禾地产提出激烈批评：泰禾地产去年在施工中恶意破坏市保文物颜料坊49号，如今却在祭拜孔子的文化圣地前搞开盘典礼，这算是上门“打脸”吗？
“朝天宫事件”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从中小博物馆自身的功能和生存困局，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理念及制度的完善，以及普通大众和社会媒体的心理惯性与包容程度，都不是一纸几百字的“情况通报”所能解决的，更不是那位被停职检查的馆长所能够和应该独立承担的。
如何才能让中小博物馆更加良性地发展，更好地实现其服务社会大众的功能？“保守”和“滥用”都是不对的。博物馆与商业活动的对话与合作是大势所趋，博物馆和商家之间应当，也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共进。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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