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狷夫，原名抱青，字觉翁，少时家住在西湖之滨的膺白路，即今天的南山路。他自幼接受父亲傅御先生的教导，研习书画诗文。17岁时进入西泠书画社，师从王潜楼先生学画七年。王潜楼是前清拔贡，书法严谨，于画则全能，尤擅山水。傅狷夫书画生涯即是从西湖边起步，在西泠书画社学画期间，他大量临摹古代名画，初喜四王，又喜李唐、范宽、马远、夏圭，笔意柔和，奠定了扎实的传统绘画基础。1922年，因王潜楼病故辍课。翌年，傅狷夫离开杭州到南京谋职。在南京的数年间，公余之暇勤于书法，于文徵明行书、《书谱》用功甚多。
1937年抗日军兴，傅狷夫随服务单位离开江南，溯江而上，经湖北、湖南，转道广西、贵州到达四川，一路上翻山越岭，感受山壮水秀，成了他最好的绘画稿本。避兵入蜀九年，他往返于重庆、万县之间，对长江之险，罗于胸臆，眼界大开。这段时间，他的日常画课是面对真山真水的写生，题材、构思、笔墨为之一变，不再局限于前贤规矩与江南烟景的范围。在重庆期间，他虽没有正式拜陈之佛为师，但一直视之为师，并从陈之佛色彩运用中解悟，影响了他日后色彩丰富的“傅家山水”风格的形成。
1949年赴台湾后，他开始描画宝岛风光，创作逐渐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台湾的43年中，是傅狷夫独树风格的主要时期。他以台湾山水实景为蓝本，或以古法，或以西法，再融以点渍、渲染、染色综合而成自己家法——“点渍法”。同时他从台湾的阿里山、横贯公路的山林风貌中，发现山中的大理石与山崖造型、纹理如裂罅之壮，从而开创“裂罅皴”“塔山皴”等手法。他又以“洗墨法”画云的变化，以“断墨法”写云的厚重，以“烘托法”画云的灵巧，无不得心应手，开创了台湾山水情境一代新风。
1990年，81岁的傅狷夫移居美国旧金山与长子同住，取斋号“飞梦草堂”。深居简出，在家安静写字作画，偶也游览公园写生，完成不少写生佳作。同时，傅狷夫在书法上也取得较高成就，晚年书法尤以“连绵草”名世。
傅狷夫艺术生涯中与近现代许多书画名家留下书画交流的佳话。在傅狷夫家属捐赠的傅狷夫藏品中，记录了他活跃于现代画坛的轨迹。
傅狷夫早年受业王潜楼，入西泠书画社学习书画。在抗日战争前的杭州，西泠书画社是与西泠印社齐名的一个艺术社团，创办于1925年，王潜楼任社长，后任导师，初设社址于箭道巷，后迁至水亭址、盔头巷。社员有韩登安、申石伽、汪蔚如、唐云、王小摩、张幼樵、傅抱青、高逸鸿、朱龙庵、来楚生等80余人，极一时之盛。其中傅狷夫、高逸鸿、朱龙庵后来到台湾，成为台湾现代书画“渡海名家”的代表。
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沦陷，西泠书画社社员星散。傅狷夫留下了当年王潜楼的一套山水课徒稿，当年的西泠书画社同仁唐云、高逸鸿、张幼樵、朱龙庵及王潜楼儿子王小楼的书画作品也一直伴随在傅狷夫的身边。此外，在这个时期的傅狷夫藏品中，还见到当时杭州文人墨客的书画作品，如蒋仙槎、诸雪琴、徐元白等。王潜楼、西湖书画社及诸多民国杭州的文人书画家，因时光荏苒，大都已被淡忘，因了傅狷夫的藏品，又勾起人们对那段杭州文化历史的回忆。
抗战期间，傅狷夫离开杭州先后在南京和重庆任职，私淑陈之佛，与当时的书画大家徐悲鸿、张书旂、丰子恺、商衍鎏、邓白、潘伯鹰、潘韵、俞剑华等有过交往，或请益，或切磋，书信往来，作品互赠，留下了许多艺坛佳话。
徐悲鸿于1948年为答谢傅狷夫赠送世界名画集，画《立马图》回赠。还应傅狷夫邀，在傅狷夫的一件山水画上题款：“远处诸山如金字塔，想你花溪贵阳之侧，在三年前我曾一宿，令居北方求之不得。”
邓白是陈之佛的入室弟子，与傅狷夫同执弟子礼，感情深厚。1944年，邓白赠傅狷夫作品两件，其中一件《荔枝图》仅画三颗荔枝，却题了长跋，表示邓白对故乡岭南的怀念，堪称邓白的代表作。同样，画家潘韵也于1946年画赠傅狷夫作品两件，其中一件人物画《孤山遗韵》，于以山水见长的潘韵而言殊为难得。
1949年渡海后，傅狷夫于1962年起执教于台湾艺术大学达十年之久，培育了大量人才。在台时期，他与于右任、黄君璧、溥儒等渡海名家以及政要、名流、文人等时有来往，书画互酬。 于右任与傅狷夫关系甚为密切，多次为傅狷夫在台湾的画展题字。他又常到傅家作客，留下许多墨宝。其中“澄心默坐，抱膝长吟”一联长年悬挂于傅狷夫的书房，曾有收藏家高价要求转让，俱为傅先生谢绝。到台湾后，傅狷夫以创新笔法画海水，黄君璧也擅画水，在赠傅狷夫的画作中，有两件以水浪为题材的作品，抑或是他们探讨交流创作体会的物证。
由于两岸长期隔绝，大陆美术界对傅狷夫知之甚少。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傅狷夫在重庆认识陈之佛，在艺术上深受影响。同时与当时的徐悲鸿、傅抱石、黄君璧等名家有过交往，参与展览活动，进入主流美术圈。这在陈之佛致傅狷夫的70通手札中得到见证。因这批信札的出现，封存沉淀半个多世纪的“陈傅之交”以及那个时代艺术圈的往事重新为世人所知。
这批手札是时值中年的陈之佛先生1944年至1949年在重庆、上海和南京期间写给傅狷夫的亲笔信，内容反映陈之佛与傅狷夫的亲密关系、“抗战”时期画家展览及生活状况的写照以及当时美术界的秘闻艺事，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美术家的艺术活动、生活状况及艺术市场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内容，蕴含着丰富的美术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傅抱石与傅狷夫也有过一段佳话。傅狷夫原名抱青，与傅抱石仅一字之差。在重庆，傅抱石与傅抱青皆为陈之佛的座上宾，两人当时居无定所，来信常寄陈之佛府上代转。因他们名字相似，有一次傅抱石便误拆了傅抱青的信件。傅抱石有一名作《丽人行》，曾请张大千题跋，张大千误将傅抱石写为傅抱青。题后，傅抱石哭笑不得，只得将“抱青”两字挖掉。为避免撞名尴尬，也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傅抱青改名傅狷夫。
傅狷夫平时勤于读书学习，他在重庆时期抄录的美术资料《耐烦室杂抄》5册以及他收集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重庆、上海等地画展的请柬、展讯以及傅狷夫生前珍藏的字帖画册等，也为我们研究民国美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傅狷夫，这位杭州的游子，是一位值得我们怀念与敬仰的艺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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