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谢之交指的是张大千与谢稚柳二人的交往，这是近代中国画坛的一段奇缘和佳话。张谢的交往初始于二人兄长的交往，亦始于对艺术的同好与互赏。20世纪20年代末，谢稚柳的长兄、近代最具才华的词人谢玉岑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书，在西门路寓所与张善孖、张大千昆仲隔壁而居，由此得识张善孖，而后再识张大千。谢稚柳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关务署工作，来上海探望兄长，因而也结识了张氏兄弟。谢稚柳后来在回忆初识张大千时曾写道：“当我未识大千时，先认识了他的画。奇气横溢的才调，令人难忘。及认识大千，他浓髯如云，雅善说笑，豪纵自放。才恍然于他的画笔正是从他的性格而来的。”1935年，谢玉岑英年早逝。1940年，张善孖离世。两位兄长的交往遂由两位弟弟承继下来。大千年长，是为“八兄”（大千兄弟辈排行第八），稚柳年少，是为“柳弟”，虽未结拜，实际上却像“把兄弟”一般。大风堂门规，弟子必须称谢稚柳为“师叔”。
张谢的交往，首先是艺术与绘画的交往。张大千的绘画初学石涛，后来又推演至八大及明清诸家，才情之高，无不可以乱真。谢稚柳虽然小张大千十一岁，但由于受名师钱振鍠和兄长谢玉岑的教导与提点，“少时弄笔出章侯”，从明代陈老莲的花鸟画入手，青出于蓝；更写得一手老莲书体，惟妙惟肖。然无论书与画，雅趣常在老莲之外。张谢的交往，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自然是相得益彰。“大千八兄”对“柳弟”向来是关爱备至，提携有加，试举两例：其一，抗战时期，大千在四川订制大风堂用纸，每次都在万张之数，而“柳弟”用纸皆来自“八兄”。其二，谢稚柳研习陈老莲书画，张大千寻机特意为“柳弟”双钩白描一幅老莲荷花画稿，并在荷叶旁仔细做注解。
1940年，大千西去敦煌，行至半路，忽接报兄长张善孖病故，急奔重庆治丧。丧事毕，大千于稚柳寓中作《荷花》，画未竟而去。四十二年后，谢稚柳在故纸堆中检得张大千这幅未完成之作并将之补成为《朱荷图》。他在画的裱边上题识曰：
“庚辰十月，大千以其仲兄善孖之丧自成都来重庆，住予大德里寓楼，灯下试缅甸纸作此一图，未竟而去。忽忽已四十二年，东西流转，此图遂失所在，三年前偶从乱纸丛中检得之，如逢故人，不觉怅然。念与大千别且三十四年，流光容易把人抛，曾作诗云：‘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顾瞻此图，惜其未竟，因为足成之，以付装池，不独出于相知之情，亦珍惜故人笔墨之意，使他日如相见，披图玄赏，为一解颐。壬戌十月，壮暮翁，时年七十有三，大千八十四矣。”
1949年，张谢兄弟天涯相隔，数十年苍茫岁月的等待与怀念，感人肺腑，这幅《朱荷图》成为张谢之交的历史见证。
时至1941年，张大千的敦煌之旅终于得以成行。他在敦煌夜以继日地临摹壁画，仍感时日不够，于是写信邀请谢稚柳前去敦煌助其一臂之力。谢稚柳时任监察院秘书，在院长于右任的支持下启程赴敦煌。抵达之后，谢稚柳帮助大千做石室壁画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测量洞窟中的壁画尺寸，记录壁画内容，研究南北朝、隋、唐、宋壁画的风格流派，偶尔也临摹壁画。敦煌之行对张谢的画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谢稚柳曾这样论述张大千的人物画：“大千的人物画本来写得很好，自到敦煌以后，他认为唐代的人物画，那种豪迈而雍容的气度，是最高的艺术。当他临摹了大量的壁画以后，他自己的人物画风，已完全舍弃了原有的格调，他后期的书体，正是由此而来的。”与大千一样，谢稚柳的人物画，也深受唐人的影响。虽然他的花鸟画出于陈老莲，但始终未以老莲的人物画为师。大千曾在稚柳一九四六年所写的的仕女画《倚春图》上题曰：“此稚柳敦煌归后，其运笔及衣饰并效唐人，非时贤所能梦见也。己丑十月，大千居士题。”
1949年，张大千离开祖国大陆，开始他漂泊世界的后半生。从此他与谢稚柳天涯阻隔，终其一生，两人再未谋面。但张谢的交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止，许多海内外朋友居间传信，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并不及时。1964年有两件事值得在这里叙述。这年，张大千在德国科隆办画展，张谢共同的朋友关德懋在科隆见到张大千并带去一幅谢稚柳1947年赠送给关的《槲树啼猿图》请大千题跋。大千题诗曰：“别来岁岁总烟尘，画里啼猿怨未申。天下英雄君与操，三分割据又何人？”同是这年，张大千以南美洲牛耳内的毫毛，特制一批画笔，以其中两管对笔赠谢稚柳，并于笔杆上刻字“艺坛主盟”“此牛耳毫于南美得之，制成寄上稚柳吾弟试用，大千居士爰，甲辰七月客江府。”此时张大千六十六岁，谢稚柳五十五岁，数十年耕耘，放眼画坛，大千借用《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寓意兄弟二人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以“艺坛主盟”之名执画坛牛耳！这两支笔几经辗转，历经十年，直至1974年才到达谢稚柳手中。谢稚柳感慨万千，赋诗一首，以明心迹：“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雀头。豪气何堪摇五岳，墨痕无奈舞长矛。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颻海狎鸥。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
这首诗，表达了谢稚柳“万里思牵”的怀念，“豪气摇五岳”的胸襟，以及“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去日苦方遒”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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