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事，相对于正事而言。你的职业是“志道”，画画就是你的余事。你的职业是画画，打乒乓就是你的余事。致力于本职工作的正事，这是人生处世第一位的；工作之余有闲暇，为了“消日”，书画、唱歌就是余事，是人生第二位的。不同于职业画家，“志道”之士的画画，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游”的，而不是作为正事全身心投入的。
但“游”的态度又有两种，一种是“正心”。不以轻心挑之，不以慢心忽之，严重恪勤地对待之，与职业画家无异。这就是“正心”。一种是“嬉心”，随随便便地对待之，翰墨游戏，作为好玩而放松地从事之。顾恺之、李成、文同、李公麟、王诜，是以“正心”为余事，苏轼、米芾是以“嬉心”为余事。这两种态度都是可取的，无非因为不同的主客观条件而有不同的选择。
为什么顾恺之、李成、文同等会对所“游”的绘画艺术，用“正心”从事之，而不是用“嬉心”从事之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官职比较清闲，甚至根本没能进入仕途，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客观上有条件；从主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秉性比较端严，又特别爱好绘画，这使他们在正事上持“正心”，在余事上同样持“正心”，这是主观上有本性而且有需要。事有大小、正余，但“正心”则一以贯之，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亦如治大国”。为什么苏轼、米芾等对所“游”的绘画艺术，会用“嬉心”从事之，而不是用“正心”从事之呢？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他们的官职相对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如苏轼宦海沉浮，又十分投入政事、民事，尽管他非常想学“神品”一路的画风，但实在没有时间去修炼，“不学之过”，便只能草草逸笔，作翰墨游戏。这是客观上没有条件。二是因为他们的主观秉性大多是疏放的，如苏轼以豪放词驰名，米芾有“米颠”之称，所以，尽管他们也十分爱好绘画，但这样的秉性，使他们沉不下心来作十水五石、三矾九染的穷工极妍。
画如此，书亦然。如欧阳修“有暇即学书”，非在求书艺之精，要在“消日”而得“静中之乐”，他的书法，便认真不苟，八法俱备。近世钱名山先生亦然，他致力于道统的教化，殚心而竭虑，但余事作书法，却倡导用“敬事”的态度“拼命到自然”。
20世纪的大画家中，以绘画为余事的只有两位，黄宾虹和谢稚柳；其余如张大千、吴湖帆、齐白石、潘天寿、徐悲鸿、林风眠等，都是以绘画为正事的。但黄宾虹以“嬉心”作余事，融野逸派和正统派于一炉，漫漶混沌中，黑密厚重，放出光明，而摒去严重恪勤的刻画之迹，在率意疏放的层层积墨、破墨中形成严重的气局。而谢稚柳则以“正心”作余事，直取三唐两宋，在严重恪勤的刻画中绝去刻画之迹而形成堂皇高华的境界。
与“志道”之士以“正心”、“嬉心”作余事的绘画一样，职业的画家也有以“正心”、“嬉心”作正事的绘画的。
黄筌、郭熙、仇英等，都属于以“正心”作正事，不仅因为“术业有专攻”，而且“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你的本职工作是画工，当然要以“正心”从事之。而徐渭、董其昌、扬州八怪等则是以“嬉心”作正事。虽然，他们的初心并不是以画工为职业，但事实上，从50岁前后开始，他们便把画画当作了正式的职业，于苏米之后，正式确立了区别于严于“画之本法”客观规定的另一种画风，即疏于“画之本法”的客观规定，而重在“画外功夫”主观性灵的“我用我法”。今天的职业画家，大多秉承“嬉心”作正事的路数，旨在个性风格的创造。
但“嬉心”作余事也好，尤其是“嬉心”作正事，根本不在于画的疏于“画之本法”客观规定的率意，而在你是不是有经史、诗文的文化修养。而且，这个修养，不是先学了画，然后再去补的；而是先有了这个修养，然后再去画画的。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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