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和冯骥才先生一样，对于作家的绘画和画家的文字我总是怀有偏爱。王维、苏轼、黄庭坚、唐寅、郑板桥、张大千、潘天寿、苏曼殊、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凌叔华、丰子恺、歌德、雨果、纪伯伦、卡夫卡、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泰戈尔、罗丹、梵·高、毕莎罗……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史上，亦文亦画的作家和留下文字的画家能够拉出一长串的名单，较之于纯粹的作家或画家，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别样的风致与情怀。
书画同源，文学与绘画亦有着天然的关联，是艺术家表达内在自我相互补充、各有姿彩的两个不同的出口和途径，正如画家出身的冯骥才深感文字和绘画于他缺一不可，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自己，艺术家将旺盛的激情与能量挥洒于两种乃至多种艺术形式之间，在同一个艺术家身上表现出两种乃至多种卓然不群的艺术才华，获得两种乃至多种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在文学家和艺术家中屡见不鲜。
在《文雄画杰》一书中，亦文亦画的冯骥才记录与自己有交情往来的“文雄”，亦回忆因缘际会中与自己结识的“画杰”，更“用画家的眼睛看作家，用作家的心灵感知画家”，对兼写带画的艺术家保留了一份独特的偏爱。他以作家的情感和画家的笔触，从艺术家的性格、气质、命运、家庭、生活乃至习惯、嗜好种种细节与小节中去诠释其艺术的独特性，在文学和艺术之外，触摸到更深一层的人文品质和人文关怀。
冯骥才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解读梵·高，怀着深切的悲悯解读罗丹与克洛岱尔、托尔斯泰和索菲亚，从人性的角度还原艺术和艺术家的生活与情感。他驱车深入阿尔，体会一个多世纪以前，初到此地的梵·高怀着怎样“空前的喜悦”领略到万物通透的、灿烂的、蓬勃的生命本质，驻足《奥维尔的教堂》《有杉树的道路》和《塞维尔的茅屋》前，感受艺术家彻底的自由和本真的自我，透过《向日葵》那“吸满阳光而茁壮开放的粗大花朵”，他看到内在的梵·高于绚烂中抵达极致。
在罗丹的《吻》《情人的手》《晨曦》和克洛岱尔的《罗丹像》中，他看到澎湃的激情、燃烧的石头和跳脱了雕塑、超越了艺术的生命气息。在《沙恭达罗》和《永恒的偶像》中，他看到真挚的情爱和唏嘘的命运。他到艺术家的故居去感受和寻找，在那里，他看到“罗丹用泥土描述他抚摸过的美丽的肉体，以石膏再现那些炽烈乃至发狂的情感，用黝黑而发亮的铜张扬他勃发的雄性，并放纵石头去想象浪漫和情爱。这些雕塑是他爱情的记录，也是爱情的梦想。”艺术家的所爱终虽不幸地于疯人院中了却了自己的一生，但却借由艺术家的作品，永久地与艺术家的艺术熔化在了一起。这些作品，因着亘古的人性散发着不息的生命活力，“而真正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品加上他全部的生命”。
冯骥才以深厚的情义回忆故友新交，以细腻的情感镌刻、铭记。开篇的《茅盾老人》和送行冰心的《致大海》，均带着深切的真情和由衷的怀念。他敬重茅盾，只因仅有一面之缘、曾为自己的长篇小说题写书名的茅盾，曾于特殊的年代里给予文学青年的他以特别的支持、肯定与关照，使他在迷茫的岁月里抛开顾虑，坚定信心。他追忆“冰心老太太”，哀思中透着一如往昔的俏皮与幽默，是因为他仿佛看到这位慈祥的老太太犹在眼前，跟他打趣，逗乐，给他以母亲般的关爱、教导与叮咛。他感念文学道路上给予他特别爱惜与关照的韦君宜，因为在他看来，认识韦君宜“几乎是一种命运”。“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晚年住院的孙犁听说他来“两点钟就开始等着了”，也将他感动得一塌糊涂，使他发出“爱在文章外，便在文章中”的感慨。是啊，“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
文友画伴，切磋砥砺。冯骥才特别擅长从艺术家的日常中发现艺术家的真实本色，通过自身感悟汲取文学和艺术的精神养料，他看到莫言书法更较于其文字的直接与本真，看到贾平凹的画憨气中有灵气，也感受到吴冠中画中的视觉灵感，韩美林“瞬息万变的创造”呈现在他眼前的，则是一个“最阳光的画家”。相熏互染，彼此照亮。从医生契诃夫身上，他看到“真正的文学都是从时代的痛苦和黑暗的深处诞生出来的”。透过阿赫玛托娃的不幸遭际，他感慨“苦难出诗人，愤怒出诗人，压抑出诗人，欢乐只能唱出歌来”。而真正的热爱来自内心的渴望，“一个有多种才能的人，如果他动用他所具备的第二种才能时，一定源自内心的渴望”。这才有了众多文学大师或绘画大家的“另一支笔”，使他们在“第一支笔”之外，勾画出自我内在深处或沉郁或明亮，或高亢或黯然的心灵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