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二十世纪30-40年代，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筚路蓝缕，考察了中华大地上数以千计的古建筑，发现、测绘、研究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唐代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与山门、应县木塔等辽代建筑，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桥——赵州桥等众多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杰作，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级学术水平的论文。梁思成极为重视古建筑测绘，甚至在1933年9月测绘应县木塔时不顾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铁链测绘塔刹。他与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测绘图，成为迄今无人超越的典范。
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与资料积累，梁思成与学社同仁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于四川南溪县李庄，在贫病交加的环境中，以巨大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原名《中国艺术史 建筑篇》）和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两部巨著，同时用石印法恢复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一、二两期。
从在宾大收到梁启超寄来的北宋《营造法式》开始，梁思成便立志研究、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天书”。加入营造学社后，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清式营造则例》；继而结合唐、宋、辽、金建筑实物，逐步释读《营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今译“柱式”，梁思成曾将其译作“型范”）相提并论，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此乃梁思成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建筑史》等一系列论著中，梁思成把宋《营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在1960年代十分艰难的境况下，梁思成重拾因种种原因停滞多年的《营造法式》注释工作，并在文革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
梁思成逝世之后，1987年，他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以在“中国建筑历史理论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是其文物建筑与古城保护思想的基石，也是他在建筑设计中探索“新而中”创作思想的源泉，同时又是他融汇中西的建筑教育理念得以产生的渊源之一。梁思成对建筑历史的研究一贯面向中国建筑之未来——正如他在《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44）中所言：
“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地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
同时，他也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先驱。1930年，梁思成与张锐合作参加“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设计竞赛，获首选——这是他投入城市规划实践之始。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梁思成在1945年8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提出城市的最高目的在于使民安居乐业，“市镇计划”（即城市规划）是民生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极富远见地提出战后城市的重建与发展应借鉴城市规划学者埃利尔·沙里宁的“有机性疏散”理论，避免重蹈欧美近代“大都市病”之覆辙。
1946-1947年赴美考察归国后，梁思成更加重视城市规划，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改称“营建学系”，并将课程分为“建筑”与“市镇计划”两组；1951年清华大学营建系又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造园组”。
梁思成于1950年起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首都的规划建设殚精竭虑。他在北京规划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1950年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北京古城以西建设中央行政区，整体保护古城，平衡发展城市，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担。这一方案未获实施，但其思想精神永恒。
除此之外，梁思成还多次为北京的规划问题致信周恩来、聂荣臻、彭真等领导，这些书信成为北京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开拓者，更是永不妥协的守护者。
由他主持或参与的曲阜孔庙、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杭州六和塔、南昌滕王阁等古迹的保护修缮工程（或方案），以及他提出的“整旧如旧”的保护修缮理念，皆成为此后文保界长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则。
他在抗战与内战之际，为作战方分别开列了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即《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5）及《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1949），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更是奔走呼吁、竭尽所能、屡败屡战。他所撰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皆成为研究北京城市规划与历史的经典；而他的那句惊世长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更是被后世史家铭记于册。
／建筑始终追求“新而中”／
在梁思成先生的建筑设计作品与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探寻中国现代建筑之路的主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新而中”。通过其建筑设计实践与理论，梁思成为复兴中华建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勾画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做出了高超的示范，可谓既开风气亦为师。
梁思成三十余载（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设计的近二十个建筑项目，正如他的学生关肇邺先生所总结的，“从建筑类别、地域、标准和风格等多方面来看，都具有极大的跨度：从国家最主要的纪念碑到商店店面；从盛唐风格的纪念堂到属于当时最新现代风格的校园建筑；从国际最高水准的现代派会堂建筑到山区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此外，还包括他分别为父母、爱妻以及三弟设计的墓碑，饱含至亲的情感和知音般的理解，感人至深。
他的建筑设计观广阔而博大：他是将建筑设计置于综合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形下来思考，将个别的建筑设计问题置于都市计划乃至人类“体形环境”整体中来思考，将建筑艺术创作置于轮廓、比例、尺度、质感、节奏、韵律、色彩、装饰等方面的综合把握中来思考。他的建筑设计观植根于祖国建筑遗产的土壤，植根于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植根于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爱。
他曾经这样评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他们不是文化大海里的盲目漂泊者，他们对于自己的创作有种自觉，他们知道他们的创作与祖先遗产的关系。”如此的形容，亦是其自身建筑师从业之道的写照。
一手创办东北大学和
清华大学两个建筑系
他一手创办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建筑系，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是中国近现代建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梁思成学成归国，即赴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任系主任，他一生的教育事业由此发轫。在东北大学期间，梁思成与林徽因以及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同窗陈植、童寯等共同执教，开创性地将西方古典主义学院派的“布扎”（Beaux-Arts）建筑体系移植到中国。梁思成在1932年7月写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祝辞，向学子们充分阐明了他对建筑师这一职业的定义。
1945年3月9日，基于对将要到来的战后重建的关注与对国际建筑发展大趋势的把握，梁思成在写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信中，建议母校创办建筑系以培养亟需的建筑人才，并提议舍弃“颇嫌陈旧”的学院派“布扎”体系，而采取“着重于实际方面”的包豪斯教学方法，还提出“成立建筑学院，逐渐分添建筑工程、都市计划、庭园计划、户内装饰等系”的远景。1946-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归来后，梁思成进一步提出基于“体形环境”观念的现代建筑教育体系，集中体现在他于1949年7月所拟《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中。
可以说，在创办清华建筑系之初，梁思成已擘画出其远景目标和发展蓝图，并且与国际建筑教育发展方向高度同步，其远见卓识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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