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磐溪山头矗立着一座沧桑的古宅，它历经动荡的抗战岁月，珍存10余万册珍贵史料，它曾是徐悲鸿先生的旧居，还曾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及私立蜀都中学，培养出无数名人大家……它就是坐落在重庆江北的“石家花园”。
1937年，当徐悲鸿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时，中国正处在侵华日军的铁蹄之下，深忧国难民生的徐悲鸿以笔为刀，以墨为枪，正是在石家花园那间不大的石室里，完成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群奔》《会师东京》等经典名作。近日，一场名为“大奇至美”的徐悲鸿经典作品展在重庆徐悲鸿美术馆（石家花园原址）与公众见面，展出的22幅徐悲鸿珍贵原作，生动再现了一代巨匠的文人气节、家国情怀和时代理想，也钩沉了徐悲鸿在重庆磐溪时期的创作和生活点滴。
世知徐悲鸿善画马，但未必知道他其实还自负善画牛，并且早在他1927年秋从欧洲归国后，所画的牧牛图便多精品。本次展览展出的《群牛》更是徐悲鸿少有的题长跋的作品。从题跋中不难看到，徐悲鸿记述了他举家游江西时，在游轮上看到岸边牧童牧牛的情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理想生活的状态，但作为一个推崇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懊恼于七七事变把他眼前的这种理想的想象给打破了。事实上，隐微于文字背后的还有他当时微妙的情感经历，在国事与家事交织之下，对理想生活的联想只在他眼前如电光火石般短暂地浮现了片刻便被打断了。此画试图通过细读向观者揭示一个将人格修养、情感经历、家国情怀与艺术探索熔于一炉而成就大奇之美的悲鸿艺术的精神。
徐悲鸿的马可谓妇孺皆知，尤其是他的奔马，人们既能从中感受到国画大写意的笔墨淋漓酣畅，又觉画中之马似有呼之欲出的逼真感，原因就在于悲鸿先生其实用毛笔就驾驭了西画之“光”来参与马的坚实形体的塑造。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期间，在勤奋掌握人体素描技法之外，用力最深的便是对马的骨骼、经络等生理结构的解剖研究，对活马的写生与速写稿累积成捆。他的国画奔马是他所有动物题材中西画特点最突出的题材，大概与此有关。
此次展出的大气磅礴的《群奔》是徐悲鸿的代表作，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让马腿的线条刚劲有力，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则很有弹性，富于动感……画中的马疾驰而来，昂首天外，奋蹄如飞，意气风发，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在重庆的10年是徐悲鸿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10年，他在这一阶段完成了自身人格和艺术的双重升华，对中国人物、动物、山水画的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人物画方面，徐悲鸿以振聋发聩之声，倡导画家要以人为本，描绘现实生活，并创作出诸如《巴之贫妇》等一大批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画作。
1937年除夕夜，徐悲鸿在嘉陵江畔徘徊独行，两岸的灯火已渐渐黯淡，他见有一个捡破烂的妇人背着背篓蹒跚地向他走来，内心充满同情和怜悯，急忙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到妇人手中，希望能够暂时缓解她的困苦之忧。此情此景，使徐悲鸿想起那些远在沦陷区的人民，想起国破的民族，他敏感的艺术心灵被深深打动，便匆匆跑回宿舍，在寒夜的青灯下展纸挥毫，默记下那位妇人的形象，于是便有了此幅《巴之贫妇》。它也是徐悲鸿人物画的代表作。
作品《国殇》则是作为《九歌》中的名篇被徐悲鸿画入画中，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纪念上海
“一·二八”淞沪战役阵亡的将士，其实，从1938年开始，徐悲鸿就已经在思考画《国殇》了。本次展出的这幅《国殇》是他在青城山上消夏时所作，画面描绘了士兵正在追击敌人的场景，飞蝗一样的箭矢从各个方向射来，使人倍感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徐悲鸿还巧妙地将众多人物以纵深透视的关系一一排列，利用相互之间的遮掩关系，既烘托出如火如荼的激战场面，又突出前方几位主要人物，赋予他们以一当十的英雄气概。此画也是徐悲鸿现存唯一描绘战争场景的作品，而且尺幅较大，复杂的构图显示了徐悲鸿对宏大场面的想象力与把控能力。
事实上，只要稍加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国殇》中除了前景的3个“主角”外，背景中的人物都是以成对“重叠”的方式出现。这种“重叠”是中国传统壁画与画像石还有西方的浅浮雕中表现人物众多的场景时常常能看到的一种图式，这似乎也是《国殇》是为壁画而作的设计稿的一个旁证。
《绿荫》与《桂林山水》这两幅作品分别创作于徐悲鸿两次访问广西时期。令人倾心的桂林山水、广西朴实敦厚的民风和坚定热烈的抗战气氛，以及广西其时生活、政治与文教的新风，让徐悲鸿产生要以自己的藏品为基础，在广西建一座美术馆与美术学院的念头，并在此后令他的得意弟子张安治负担起了在广西发展中等美术教育的重任。也就是说，桂林对徐悲鸿而言，意味着理想的自然环境与政治人文环境的结合。所以在展出的这幅《桂林山水》油画中所展现的是一种印象派油画对真实光影瞬时效果的记录，是与传统中国画中俯览式的“江山”图式的一种结合。
正如印象派的画法意味着所捕捉的当下是短暂而转瞬即逝的当下一样，尽管广西给了徐悲鸿最高的礼遇，遗憾的是日后历史的发展还是让其在广西的美育理想大多归于失败。但是，徐悲鸿和他的弟子们在广西的筚路蓝缕的美育开拓并未白费，他们在各种艰难苦恨之下仍然凭一腔热血给广西播下了许多“种子”，留下了精神遗产。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首次展出了徐悲鸿的两幅自画像与他为夫人廖静文所画的两幅肖像。这些绘画在展厅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它们让30岁的徐悲鸿与20岁的廖静文、36岁的徐悲鸿与24岁的廖静文超越时空“相见”，让他们的爱情与家国情怀一并在徐悲鸿的艺术中成为永恒。
生活的细节早已泯灭于历史的尘埃，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一个从30岁到55岁的徐悲鸿，这是一个从法国归来闻名遐迩并走向艺术巅峰的徐悲鸿，一个于“九一八”事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阶段中，在个人的情感纠葛与国难当头的匹夫之责的交织中不断奔走的徐悲鸿。
徐悲鸿曾在《悲鸿自述》中写道：“未历苦境之人，恒乏宏愿，最大之作家，多愿力最强之人，故能立至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于是，“大奇至美”展览便构成了一段微缩的精神史，它是徐悲鸿所认为的大师之艺术必须经由“历苦境、强愿力、立至德、造大奇”历程的感性显现。徐悲鸿纪念馆典藏部主任、策展人徐骥说：“由此而论，我们通过悲鸿先生区分‘大’与‘奇’的眼光，也许还可以看到写实的艺术未必就不是现代艺术，而许多徒具抽象、变形，表现形式却毫无现实关切与批判的艺术，未必就是现代艺术。这可能才是悲鸿先生在中国艺术史上留给我们的更具有启示性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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