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羿耿庵，21岁受业于著名书画金石家沙曼翁门下，曾受到启功、沙孟海、林散之、谢冰岩、冯其庸等当代书法大家的教诲。数十年来，他始终走的是一条探本溯源、取法乎上、传承经典的学书之路。
羿耿庵擅长篆、隶等书体，始终恪守篆、隶学秦汉，行、楷学晋唐的学书原理，力求每笔都师出有源，且不为法规所囿。他的隶书直接取法汉碑，得《华山碑》的细腻、《曹全碑》的圆润、《礼器碑》的劲挺、《石门颂》的率意。他认为，学习汉隶必须研学篆书，了解字的来源，用篆法入隶，因为隶书是从篆书中演变来的，相互之间传承性比较强，断没有不明篆书而能写出高古隶书的，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写出错别字，最终只能依样书写。
羿耿庵的篆书从秦篆入，并上探两周金文、殷商甲骨文，早年曾对秦篆名迹《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下过较深的功夫。23岁时他以铁线篆笔法所临的《泰山刻石》手卷，便受到其恩师沙曼翁先生的赞誉并亲笔题引首“秦篆正宗”。近年羿耿庵尤对《石鼓文》研究颇多，用功甚勤，并用《石鼓文》笔意融入小篆，使所书小篆更显古朴浑厚，其篆书作品《章太炎先生联语》用笔参以古金文之厚重，结体往直中求、减少盘曲，“不向曲中寻”，由此笔势更加遒劲，用笔用墨极富神韵。
在研习秦篆汉隶书法的同时，羿耿庵还十分重视对晋唐楷行书的研习，曾先后反复临习过钟繇、王羲之、褚遂良等大书法家的楷书及行草书诸多碑帖，其临写的褚遂良楷书《倪宽赞》十米长卷风格清秀飘逸，虽是楷书之作，字里行间却多显行书的流动之气；小楷作品王羲之《兰亭序》既显浓浓的晋人写经笔意，又颇有自我意趣，韵味十足。羿耿庵的行草书作品对外不轻易展示，但从其诸多篆隶作品的边款中，可见其深厚的行草书功力，其灵动的行草书边款与静谧、古拙的篆隶主体书法相得益彰。
数十年来，羿耿庵坚持走取法乎上、传承经典的学书之道，其作品无论是规整的篆、隶、楷，还是放逸的行、草，均有着鲜明独特的正大之气，这和书法家的为人品格不无关系。他是一位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文人书法家，这必然导致了其书法主体向正大方向发展。此外，他的作品笔墨中不失传统文化的气息，或高古、或静谧，字里行间都给人以“干净”与“纯粹”之感，有一种高雅宁静之美。
羿耿庵不仅在艺术上严格要求自己，更尤为强调字外功夫，认为这是将艺术推向崇高境界的必由之路。他说：“在书法艺术领域的创作中，趋时媚俗的奴俗气仍然是艺术界中大忌，终究是要不得的大毛病。也就是说，读书能医俗气，书法重要的是书卷气息，而这种气息只有多读书才能产生，且还是才情、学问、人品、气质、思想等内在因素的多种反映。
”因此，羿耿庵平时十分喜爱买书、读书，读到一些好的字句便随即抄录下来，书斋中除文房四宝之外，更多的是书刊。
书法的继承与创新已是老生常谈，但如何创新，羿耿庵一直都在深思和探研。他始终认为，学书必须在深入学习古人传统经典之后，再注重追求艺术的创新。他常常告诫自己，师古不能泥古，不然终是奴书。他60岁后自刻“六十我法”一印，从中表明了自己“求变出新”的艺术主张，也寄托了他锐意求变、立意创变的心路。他说：“学古人要变古人是十分迫切而首要的，只有背叛老师才能生，搞艺术要敢于求变、善于求变，如人天天变老，字不变不行。书法是有渊源的，不同时代的书法面貌有不同的变化，从殷商到两周，两周到秦汉、再到唐宋，书风、书体是逐步变化的，这说明变化具有时代性，故意人为的变化是不行的，学古人不是目的，最终要能学古人而能变古人，逐步创立自家风格。
”羿耿庵近作草隶作品《林散之先生诗》从汉简帛书中汲取养料，既具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力，又有丰富的笔墨神韵，在继承传统汉隶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该作品将篆书中最讲究的结体、草书中最传神的笔墨情趣有机地融入到隶书中去，又把简帛书的自然天真之趣与碑刻隶书的浑厚古朴之气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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