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器具悠悠历史长达千年，是重要的书房用具，亦是文人雅赏之物。中国古代文房器具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进程紧密相伴，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经开始探索使用笔、墨（天然墨），至东汉，文房器具中笔墨纸砚已经初步定型，此后相继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用途的水盂、水注、笔架、笔床等辅助用具。古有“蒙恬造笔”“蔡伦造纸”之说，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许多文人或书画家亲自参与书画材料的制作，例如韦诞制墨、张芝造笔、苏轼制墨等，进一步提升了文房器具的品质与文化内涵，同时也让文房用具与书画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
古代文人仰慕“先贤”“名士”的艺术成就与理想人格，临摹是他们学习的重要方法和悠久传统，文房器具也成为访其踪、承其志的重要载体。他们在文房器具中引入前代书画家与文学家的书法、诗词、典故，借以表达追慕之情，并从中寻找精神知己和心灵寄托。对明清时期的文人而言，历代文人雅士的书画名迹、奇闻逸事及其美学品位、对知识的探求、狂放豁达的性格，都是他们追慕的对象。北京艺术博物馆近期推出的“瓶花落砚香——明清文房雅器展”中，就有不少器物反映了明清文人对前代书法家的追慕之情。明清文人借文房器具之体，寻觅心灵空间中的契合与对话，也让今天的我们领略到别样雅趣。
汪节庵集锦墨：摹王羲之书
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后移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淮南太守王旷之子。王羲之少学卫铄，后渡江北游名山，见到李斯等诸名家的书迹，又在洛阳看到蔡邕书写的石经三体书及张昶的《华岳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遍学众碑，书艺大进，创造了妍美流便的新风格，把草书推向全新的境界。
王羲之素有“书圣”之誉，所写书法中，楷书以《黄庭经》《乐毅论》等最有名，行书以《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代表作《兰亭集序》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17年后，携梵本佛典到长安，太宗见之甚喜。当年三月，玄奘奉命居弘福寺，并从事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亲自为之撰序，皇太子李治作记，此序和记，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及民间王字遗墨中集字，历时20余年，于咸亨三年（672年）刻成《大唐三藏圣教序》。唐代以后，《圣教序》一直是研习书法尤其是行书公认的最佳范本之一，赵孟頫等名家都曾临习，清代文人也多追慕临摹其书法，查升、梁巘等均有传世作品。
清代的汪节庵集锦墨，一套八锭，分别为仙露明珠墨、汉瓦墨、其德比玉墨、黄海松心墨、旃蒙大渊献墨、古龙香剂墨、寿墨、兰皋仿古墨，合装于黑漆盒中，盒面彩绘莲花图。其中，仙露明珠墨双面镂刻云纹，一面阴文填金行书“仙露明珠”；另一面阴文填金行书“王羲之书”4字。墨两侧分别是阳文楷书“新安汪函璞斋仿李廷珪万杵法造”“嘉庆乙亥康兰皋摹圣教序字”。
汪节庵，安徽歙县人，清代歙派制墨业的代表人物，善制集锦墨，所制之墨，文雅与富丽风格兼而有之。据了解，此墨制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康绍镛任安徽布政使时向汪节庵定制。康绍镛，字兰皋，山西兴县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康绍镛仰慕王羲之书法，以“仙露明珠”“王羲之书”8字表达自己的推崇之情，此墨交由当时被誉为“四大墨家”之一的汪节庵定制，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挥毫落纸如云烟墨：引张旭之誉
张旭，唐代书法家，字伯高，一字季明，擅长狂草，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其书法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一起被称为“三绝”，传世作品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杜甫有一首名为《饮中八仙歌》的诗作，将当时号称“酒中八仙人”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8人，从“饮酒”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生动再现了盛唐时代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诗中，杜甫称张旭为“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清代的挥毫落纸如云烟墨，长10.5厘米、宽1.9厘米、高0.7厘米，委角长方形，双面起边框，墨面漱金，云纹底上阴文填蓝行书“挥毫落纸如云烟”，墨背雕云纹。此墨引用形容张旭书法的诗句，有托物言志之意，用以自勉，希望使用者以张旭之书法为楷模，书法造诣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
长方形抄手端砚：借苏轼之名
宋人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与终身与俱者，惟砚而已。”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可见砚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重。
宋代，在文人的推动下，用砚、品砚、藏砚皆成时尚，砚的样式之丰富、制砚工艺之精湛、砚材质地之精美、砚文化积淀之深厚，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文人意趣和美学思想之广博，为后世所推崇。在我国砚文化历史上，米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素有“砚痴”之名，所著《砚史》对砚石质地、砚台形制等方面都有比较系统的论述，并参与端砚的制作，对砚制作工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代另一位文豪苏轼，也颇为爱砚。据说，苏轼12岁那年，在家乡空闲之地玩耍时捡到一块淡绿色石头，细细观摩下竟发现闪闪银星，抚摸石质，坚实细腻、温润凝莹。他的父亲苏洵认为此石“是天砚也”，于是便制作了一方砚台交给苏轼，并嘱咐儿子好好保管。从此，苏轼开始了他的爱砚、藏砚之路，他曾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诗中说“我生无田食破砚”，还曾作《端砚诗》来赞誉端砚。
明代长方形抄手端砚，长19.8厘米、宽11.8厘米、高8厘米，长方形抄手式，砚面平整，砚池狭窄，略呈一字形。砚左侧壁刻东坡居士砚铭“瀛洲著绩，翰墨云烟，别有天地，学士神仙”，镌“苏轼”篆文印；砚右侧壁篆书“苏氏之宝”；砚底刻“瀛洲家藏”4字篆文，随石眼雕17根高低错落的石柱。苏轼传世墨迹中所见钤印并不多，《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只收得“眉阳苏轼”“耆得忠正”，苏轼跋王巩藏《烟江叠嶂图》，钤篆文“赵郡苏氏”“东坡居士”印文，未见有“苏轼”篆文印。综合砚式、钤印、铭文书风等因素分析，此砚为明人所制，托苏轼爱砚之典，表达对砚台的珍重与喜爱。
（作者系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片均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7月18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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