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性美术创作应该如何更好地言说“主题”，推出更多反映历史、记录时代、书写人民的美术经典？近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评协、北京美协、北京市文艺研究与网络文艺发展中心承办的文艺评论系列学术对谈活动“坊间对话”第27期在京举办。在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赖洪波主持下，与会专家围绕“如何言说主题——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探秘”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用画笔去记录时代，描绘人民的伟大实践
“美术创作本身就有主题，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性’，其实是在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题材的认知等逐渐形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北京评协副主席曹庆晖认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以及其中的英雄事迹、历史事件等逐渐成为当今理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干。他举例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张安治的《群力》，40年代胡一川的《牛犋变工队》，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伟大主题。新中国成立之后，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胡一川的《开镣》、罗工柳的《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王式廓的《血衣》都体现了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展现和深入挖掘。而五六十年代的艺术家越来越强调情感的表达，比如对革命的抒情、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表达，代表作品有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石鲁的《转战陕北》。改革开放时期，主题性创作日益与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和思想感受密切相关，例如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周思聪的《矿工图》。此外，罗中立的《父亲》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是因为创作者运用美术语言对其进行了艺术转换和再创造。”曹庆晖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美协副主席黄华三结合近年来的创作经历谈了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理解。他表示，自己创作国画作品《不负苍生》的初衷，是被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支援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深深感动。如何超越新闻图片，将艺术家的情感表达出来？“我就选择了一个不是站着、坐着，而是逆风而行、大步前行的一个动态，我觉得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样一位80多岁的医务工作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崇高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来。
”他认为，这幅作品被《人民日报》微博转发后上了热搜，足以证明作为画家关注当下，用画笔去记录、表现、讴歌时代的英雄，必然会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北京印刷学院院长、北京美协副主席田忠利认为，主题性创作是对人文思想价值、民族精神的体现，包括对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展开的艺术创作。他在创作巨幅中国画《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时，前期用半年多的时间阅读史料、查阅典籍，思考如何构思。田忠利坦言：“我认为历史画创作，不是直接的一种对历史的描绘，而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结合。”因此，他在创作中采用超时空的艺术表现手法，突破了具体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环境下的叙事性描述方式。
激活传统，创新技艺手段为当下服务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北京美协理事申卉芪认为，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美术创作者紧跟时代发展，涉足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题材、生态文明题材等，用画笔描绘多彩的中国风貌，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谈及近年来的科技题材创作，黄华三认为，科技题材要求造型呈现精微、准确的直线、弧线，水墨画无法呈现5G、无人机、AI、北斗卫星等先进技术，而重彩画可以塑造精微的造型，呈现丰富的色彩，这是水墨画难以替代的。他在创作时，一方面采用最传统的技艺和技法、工艺和材料，另一方面运用了很多新的工具和材料。“今天对于画家来说，如何激活我们传统中国绘画的技艺技法，来服务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确实是值得每一个画家深思的问题。”他表示。
田忠利表示，自己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关注生态文明题材创作的。起因是看到了一个关于胡杨树的纪录片，深受震撼，于是连续四次赴新疆胡杨聚集地，以及内蒙古、宁夏等地采风，最终创作出《啊！家园》等多幅作品。在谈到如何运用新技术为主题性创作服务时，田忠利分享了参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彩车设计的体会，“在创作过程中树立大历史观，力求超越具体事件、具体人物和具体场景，运用写实、象征等手法，借助多种新技术，将文化精神转化为精美的艺术造型，呈现了既有民族气派又有现代形式语言的当代彩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