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追溯中国历史，从烹饪器具到烹饪方式，从饮食典籍到饮食思想，数千年的中国饮食文化积淀，对丰富世界饮食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今天各地的博物馆里，也能看到很多与“食”有关的文物，譬如那些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青铜食器。
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阶段被称作“青铜时代”，多数考古学者认同，中国的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商周时期，贵族们用大量青铜制作了食器，并形成一套繁缛的饮食礼仪，以区别君臣、嫡庶、长幼的等级身份，造就了融美食、盛器、礼仪等于一体的青铜时代“饭局”。尤其西周以后，周人重食，鼎、簋等食器升级为青铜礼器的核心，青铜食器在当时成为国家政权、社稷秩序的代表，到现在也被看作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通过一件件青铜食器，我们可以领略西周独特的饮食和礼仪文化。
我国西周时期，饮食文化与礼仪文化密切相关。西周将饮食纳入礼的范畴，与周代等级社会规定相一致，并在其中贯彻统治者的思想，从而让饮食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发挥政治和文化功能。周人以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作为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称为“八政”，其中食居于首位。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负责王室各类事务的职官共63种3983人，其中主管饮食者达21种1683人，占全部职官的1/3，足见饮食在周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周朝是饮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传统的饮食文化在此时初步定型。我国烹饪从石烹、陶烹发展到铜烹，基本完成了它的创始阶段。可以说，我国的烹饪实践，在西周时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菜品的创新，精美的餐具，酒器、水器的成龙配套，飨宴的规模和饮食礼序，初步构建起中华饮食文化的框架，确立了中国烹饪的发展基调。
作为青铜食器中的主角之一，鼎是用来煮肉、盛肉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从商周至秦汉延续至今，鼎一直是主要食器。形制上一般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从用途上又可分为镬鼎、升鼎、羞鼎三类。其中，镬鼎形体巨大，多无盖，用来煮白肉；升鼎也称正鼎，是盛放从镬鼎中取出的熟肉的器具；羞鼎则是盛放佐料的器具，与升鼎配合使用，所以也叫“陪鼎”。随着时代的发展，青铜鼎的形制也在发生变化。商代早期多为圆腹尖足，也有方鼎，到了中期，出现了扁足鼎等，商代晚期，尖足鼎逐渐减少，圆腹柱足鼎和鬲鼎开始多了起来。《尔雅》中说“鼎之款足者，谓之鬲”，鬲鼎也称为分裆鼎，是鬲和鼎的混合体。
“夫礼之初，起诸饮食。”西周礼制社会等级森严，像饮食所用的器具，除实用以外，还起着明尊卑、别上下的作用，所谓“藏礼于器”就是其意。西周中晚期形成的列鼎制度就是饮食礼仪的反映。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鼎和簋配合使用，鼎为奇数、簋为偶数，通常为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高级的士三鼎两簋，低级的士一鼎一簋。此外，不同的鼎盛放不同的肉食。如周天子享用九鼎，分别盛装牛、羊、乳猪、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干肉——基本上把当时能吃到的肉类都品尝全了。诸侯用七鼎，可以吃的肉类比周天子少了鲜鱼和鲜干肉两种。
西周时期的人们用白水煮白肉，蘸料是不可或缺的。当时，人们制作出一系列口味多样的蘸料，这些蘸料主要以动物原料发酵制成，有牛肉酱、羊肉酱、鱼肉酱、鱼籽酱、蜗牛酱等120多种。古书中将肉酱统称为“醢”。周代的蘸料中，除了肉酱，还有用蔬菜腌制成的调味品，类似于今天的酸菜，古代统称为“菹”。在青铜食器中有一种专门盛放酱料的高脚盘——豆。豆一般由豆盘、豆柄和圈足组成，青铜器铭文中的“豆”字，就是这种器型的象形。
在周代贵族生活中，吃饭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要优选食材、搭配菜品，还得使用精美的青铜器，依据礼仪摆设，步步都妥帖，才算得上是一顿称心的饭。今天，我们可以想象西周贵族吃饭的情景：一尊大鼎摆在正中，鼎中正煮着鲜肉，他们从鼎中捞出煮好的肉，用匕割成小块，分放在各位食客面前的“小火锅”——温鼎中。豆中盛放着甜、咸、酸一应俱全的各种酱料，他们挑选各自喜欢的口味，蘸着酱料，细品肉的滑嫩鲜美。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眼熟？是不是跟今天遍布大街小巷的火锅店内的情形颇为类似？类比一下，我们很容易明白，西周使用的温鼎，就像今天的单人小火锅，而豆则相当于放蘸料的油碗。至于周代的主食，据记载是“粟”，也就是今天的小米。周代食粟以蒸和煮为主，用来蒸干饭的器具叫“甗”，用来煮稀饭的叫作“鬲”。
西周人在饮食上的讲究程度，让今天的我们也会感到惊叹。在那个时代，他们已经能够熟练使用蒸、煮、烤、焖等方法烹制美味佳肴了，而当时的美食流传至今，对现代饮食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时光流逝，权倾一时的王侯卿相不过是历史的过客，美食美器及其中的内蕴却代代相传，积淀为礼仪之邦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如今，西周贵族觥筹交错的场面早已湮没于历史深处，留存至今的一件件青铜食器则让我们浮想联翩，回味那个钟鸣鼎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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