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炉，分别是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以及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这些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活的笔触生动展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和博大文明，是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遗址，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此次参评的考古发现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体现了多学科合作和精细发掘的相辅相成。构建起山东地区距今10万年至1万年的考古文化序列、填补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地域空白、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这些考古发现或填补研究空白，或刷新历史认知，其中金覆面、双辕车、霍州窑等考古发现，不仅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之美，也展现了古代工艺之美。
金覆面：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重要来源
金覆面出土于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该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墓地结构布局清晰，年代明确，展示了中商早期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这是中央王朝都城内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具有兆域性质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凸显诸多礼制性的制度创新，也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黄金文化等相关文化空白。
墓葬20座，位于墓地东部偏北，均为近南北向分布，排列有序。其中铜器墓葬3座，一般墓葬17座，
M2为墓地中心大墓。M2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210余件，组合有酒礼器、兵礼器、玉礼器、金礼器、覆面礼器等，是郑州商都遗址目前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组合最完整、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
书院街墓地铜器墓葬体现了商代贵族丧葬礼制的创新，出土铜器填补了中商早段青铜文化的空白：出现诸多新的器型，如壶式盉、铜斗、铜甗、覆面器等，器类组合更加丰富；新器型展现了新的文化形态：扇贝形金覆面、铜覆面是商代贵族阶层独特的丧葬礼器，覆面习俗上升为覆面礼凸显了商文明的高阶化及强大的文化张力；以青铜酒具为标识的酒礼及酒礼器组合已成型。
书院街墓地发现的大型化、本土化黄金制品、黄金绿松石牌饰及黄金与玉礼器共存组合的发现，是中国黄金文化成型的重要标志，开启了商文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金覆面是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一发现为探讨中原商文明与巴蜀地区三星堆文明交流提供了崭新视角。
双辕车：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
双辕车来自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是一处以寨塬盖大型夯土建筑群为核心，以外围山峁密集分布的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为外围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的分布特征。
于寨沟遗址以南的瓦窑沟塬，调查勘探发现“甲”字形大墓9座，分布在南北绵延2000米，东西宽150-200米范围内。2023年对M3、M8两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均发现葬车。其中，M3编号12的车子形制最为奇特，在目前商周考古发现中属仅见。为平行的双直辕，前端横置一弓形轭，后连接椭圆形车舆，单轴贯穿两轮。辕通长4米，轮距约1.8米。车体木构末端多见青铜器饰件，辕、軨等部位髹漆，制作精美，装饰讲究。据形制结构特征观察，当为首次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其应该为文献和金文中记载的牛车或大车。
寨沟遗址是近年来商代方国考古的重大突破，为几十年来黄土丘陵地区不断出土的铜器群找到了明确的考古背景。出土的大量青铜车马器、兵器、玉器、骨器、漆器、龟甲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葬物质文化相同，金耳环、蛇首匕、陶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
寨沟遗址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霍州窑：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
霍州窑，因《格古要论》记载而闻名。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白龙镇陈村，20世纪70年代调查发现。2022年至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系统考古工作。
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地势渐高，地块错落，零碎狭小，窑址大部分被村舍叠压。考古单位以最小地块为单位，地毯式调查院落、地块和庙宇等325处，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重点地块勘探，发现窑业堆积28处，不同时期窑炉12处。瓷土矿源专题调查约2平方公里，发现瓷土埋藏区1处。散点式发掘8个地点，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缀合”起陈村窑业发展历史、分布演变规律，揭露金、元、明时期窑炉9座、作坊9座、灰坑40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并形成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产品面貌。元代霍州窑为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其产品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典型器物折沿小盘和高足杯等，生产全国最高质量的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
霍州陈村瓷窑址首次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分布演变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
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元代更是成就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是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贡献。建筑考古理念下，系统、完整揭示全新的明代窑业生产布局，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明代窑业遗存系统地发掘必将推动南北方窑业对比研究走向深入。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它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外销瓷、木材：再现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景象
大量码放整齐的陶瓷器、铁器、原木等堆积来自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遗址水深约1500米。
一号沉船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瓷器、铁器等构成的堆积，堆积最高处与最低处高差约3米。一号沉船遗址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超十万件。其中陶器以罐为主，多酱釉，部分陶罐内装满小件器物；瓷器在表层堆积中占比最大，有青花、青釉、白釉、青白釉、红绿彩、珐华、紫釉、黄釉、绿釉、蓝釉、素三彩等；铜器有盘、锁、器座、灯台、环、勺、铜钱等；铁器有锅、锚等；目前发现的竹木器多为木箱，有的木箱外包金属，大小各异，内装铜盘、铜锁等。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大量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核心区西北部及东部各有一处由少量原木和陶瓷器散落形成的堆积。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仅在核心区原木堆积中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二号沉船遗址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铅锡器、螺壳、鹿角等。原木经初加工，被截成一定长度，整体呈黑色，质地较硬，青釉瓷器胎体较厚，素面无纹，青花瓷碗纹样有喜上梅梢、海螺等。
通过器形、装饰纹样等对比分析，一号沉船遗址的青花瓷器与景德镇明代中期窑址及福建老牛礁、西沙群岛盘石屿一号、菲律宾利纳号等明代中期沉船和吉林扶余明代中期墓葬的同类器物相近，其年代为明正德年间；二号沉船遗址青花瓷器装饰的仙人乘槎纹样具有典型的明弘治特点，其年代为明弘治年间。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助于深入探索和充分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对阐释我国海洋文明特质、推动文明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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