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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曾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关于此事，不仅鲁迅夫人许广平提到过，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老师寿镜吾之子寿洙邻的夫人曾玉堂也说过。
曾玉堂于1951年9月从绍兴移居北京。1962年9月初，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张能耿到北京拜访她，请她谈谈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一些情况。她谈到了鲁迅的“早”字，被张能耿记录在《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用过的那张两斗桌，也是寿家保存下来的。解放初洙邻夫人在绍兴时，她告诉有关人说：“这是鲁迅先生当年念书的时候用过的。”桌子面上右前角刻着的核桃大的那个阴文“早”字，她说：“这个字是当年鲁迅先生亲手刻的。”一九五六年许广平同志来绍兴，到三味书屋参观，陪同的同志说三味书屋已完全恢复了原状。她就拿着手电筒到鲁迅的书桌上去寻那个“早”字。说鲁迅先生告诉他，少年时候在三味书屋读书，每天按时上学。但是有一天迟到了，受到了老师的责备。他就在书桌上刻了个“早”字，一辈子记住了这件事，以后就再也没有迟到过。许广平是过去听鲁迅讲的，洙邻夫人是当年听寿镜吾先生或寿洙邻先生讲的。现在两人所说，不谋而合，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洙邻夫人所回忆的材料，一般都是比较有根据的，可信的。
从上述内容可知，鲁迅在三味书屋课桌上刻“早”字的事是真实存在的。曾玉堂在绍兴居住时，就将此事告诉过绍兴的一些人士，但是好像这事在当时不太为人注意，也没有广泛传播出去。
直到许广平在1956年参观三味书屋时，再次提到这件事，并亲自从课桌上找到了鲁迅所刻的“早”字，大概从这时开始，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刻“早”字的故事才逐渐流传开去。
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自己的书桌上刻“早”字，来诫勉自己不要再迟到，对广大青少年学生来说，富有教育意义。因此，几家鲁迅纪念馆在制作的鲁迅生平陈列中，不仅展出了仿制的鲁迅课桌，还突出介绍了刻“早”字的故事。
此外，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上所刻“早”字的图片也被收入多种鲁迅题材的图书和画册之中。如王锡荣选编的《画者鲁迅》一书，把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所刻的“早”字的图片作为鲁迅的“篆刻”作品之一。该书收录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所刻的“早”字的图片，并作了如下的说明：
鲁迅早年在自学美术的基础上，曾接触过篆刻。此系鲁迅刻于“三味书屋”自己的书桌上者。据记载，鲁迅因父亲病，时常一早外出为父亲找药引等，曾因此迟到而受寿镜吾责罚，因此刻此“早”字以明志，誓不再迟到。此字迹至今仍可见于绍兴三味书屋内当年鲁迅书桌一角。（王锡荣选编《画者鲁迅》）
总之，几家鲁迅纪念馆在展览中展出的仿制课桌，都在课桌上复刻了一个字迹清晰的“早”字。一些鲁迅题材的图书和画册收入了字体饱满的“早”字图片。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早”字的形状与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所刻的那个真实的“早”字有所不同。
笔者见到一封绍兴鲁迅纪念馆资料室在1980年11月15日致某位同志的信，并提供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课桌上所刻的“早”字的拓片，信中说：
×××同志：
今寄上“早”字拓片贰张，其中比较模糊的系原物拓片；另一张为复制拓片，现一道寄去供您挑选。
此致
祝
冬安！
绍兴鲁迅纪念馆资料室
80.11.15
仔细观察信中所附的两张“早”字拓片，可以看出，原物拓片，即模糊的那一张拓片，是从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课桌上拓下来的，虽然能辨认出“早”字的大概字形，但是“早”字的上半部分字迹模糊，不易辨认出具体的笔画；而复制拓片，不仅“早”字的字迹清楚，而且刻写的笔迹也比较饱满。对比原物拓片和复制拓片，可以看出，鲁迅所刻的“早”字，字迹带有儿童书写的特点，书法功底不高，而复制拓片中的“早”字，字体圆满，带有一定的书法功底，显然是经过了修饰和美化。
大约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绍兴鲁迅纪念馆提供的这张“早”字的复制拓片被一些图书和画册刊用，由此流传开来，以致王锡荣选编的《画者鲁迅》一书，也刊登了这张“早”字的复制拓片。
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是鲁迅家购买的，后来被三味书屋的主人寿镜吾的家人保存下来。寿镜吾的家人后来将三味书屋捐献给国家，其中就包括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据悉，鲁迅的这张课桌曾经在绍兴鲁迅纪念馆长期展出过，但是后来因为文物保护的原因，绍兴鲁迅纪念馆在20世纪90年代将这张课桌收入文物库房珍藏，在展览中展出的是这张课桌的复制品。
2024年3月11日，绍兴鲁迅纪念馆响应国家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让藏品“走”出来，让文物“活”起来，将长期珍藏在文物库房中的国家一级文物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课桌搬进展览大厅，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看这一珍贵的文物，特别是可以近距离欣赏鲁迅当年在这张课桌上所刻的“早”字原貌，让参观体验更真切也更有价值。
（作者：葛涛，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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