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
这些年，万众瞩目的三星堆遗址迎来一批又一批年轻考古队员。算起来，他们已累计在祭祀区的5号、6号、7号坑埋头苦干了30多个月，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金面具、龟背形网格状器等重大发现。去年5月，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这支由“90后”“00后”担当主力军的年轻团队荣获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成为文博圈闪闪发亮的当代青年典型。平日里朝气蓬勃，干活时严谨靠谱，被称为“三星堆挖土人”的他们既有勤奋坚守的底气，又不乏创新创造的手段，一群风华正茂的新时代考古人，正在为中华文明注入不竭的青春力量。
2020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的时候，熊雨欣还是刚踏入研究生生涯的学生，导师黎海超的一个电话让她走进历史，成为三星堆“再醒惊天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尽管在本科学习时已有不少“挖土”经验，但作为参与三星堆遗址新祭祀坑发掘的第一批川大考古人，在发掘之初，熊雨欣和伙伴们面对科技感十足的“考古方舱”还是忍不住惊艳。
方舱内是恒温恒湿的，为发掘中祭祀坑的填土和其中未知的埋藏物提供了稳定的挖掘环境，也保护了它们免受日晒雨淋。为了避免发掘人员的头发和皮肤碎屑掉入坑内对出土文物和作品产生污染，每个考古人员都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熊雨欣说，虽然行动有些不便，也少不了连续工作、久蹲久跪，“但已经比在田野工作时的日晒雨淋条件好太多了。”
再严实的防护服也盖不住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法。“请叫我红领巾”“万里长城永不倒”……防护服背后各式天真烂漫的口号和涂鸦为一线考古现场增添了活力与乐趣，也一度被网络热传，被赞“中国气派、中国气象，有朝气”。
别看年轻的队员平时活泼，一下坑就都换了副专业面孔。工作中，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发掘，有的负责取样，有的负责摄影，有的负责记录和将数据录入系统，一系列工作精细严密又繁琐枯燥，一干就是几个月。
但其中也不乏惊喜的瞬间。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过7号坑“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发掘的故事。“第一个发现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就是我们的队员。”黎海超说，这位年轻考古队员的专业敏感性使得他在看到龟背形网格状器的第一眼后并没有继续清理发掘，而是立刻停下来向经验更为丰富的老师请示。在考古队制定专门的发掘方案后，这件龟背形网格状器才被成功从祭祀坑抬出，被转运至文保中心继续清理。
吃不了苦，考不了古。白天趴伏在移动平台上清理文物，晚上继续整理资料，看似简单的重复，年轻的考古人却能从中获得乐趣。熊雨欣形容发掘过程犹如“开盲盒”，发掘中每一件出土物都要经过一套复杂的出土流程才能被提取保存，可以说每一块土都有自己的“姓名”，并且是很长的姓名。在她看来，考古工作者就像一个探究历史真相的“福尔摩斯”，总是有新的“案件”和未知的真相待探究。
与年轻团队奋战在三星堆遗址一线的还有现代科技力量。出土的青铜器矿物原料来自哪里？谁制造了它？使用何种成型和加工工艺？通过精密仪器分析，可以对青铜器的元素成分和显微结构进行检测和观察，从而解答隐藏在文物背后的真相。为了了解6号坑外涂朱砂的碳化木箱的形成原因，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复制了相同尺寸的祭祀坑进行木箱的焚烧实验，试图找寻三千年前祭祀坑埋藏过程的具体线索。
随着三星堆的爆火“出圈”，年轻的川大学子、可爱的“三星堆挖土人”纷纷从田野、土坑和实验室走向镜头和网络，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考古知识、传递青年力量，让更多人听见文物的声音。从校内到公众讲坛，从新闻报道到特别节目，从微博热搜到B站纪录片，团队关于三星堆的科普讲座在线上线下已经开设了数十场，类似的报道、节目、短片更是不胜枚举。在黎海超看来，这也是考古发挥社会价值、走向社会的一种形式。
如今已是在读博士的熊雨欣常常在埋首书海查阅资料和田野工作之余，回忆起跟队友们奋战在三星堆遗址的日子。毕业季又要到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川大考古人将接续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事业。青蓝相继，薪火相传，熊雨欣不知道师弟师妹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但她知道，前行途中，他们耳边始终会响起老一辈考古人的谆谆指引：“扎根田野”“透物见人”“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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